长江学术 | 项兵教授：影响世界格局的五大变革

雨山-11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世界经济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为繁荣的30年，以美国统领的西方模式借全球化浪潮而广受推崇。到20世纪90年代，苏联的解体和福山（Francis Fukuyama）“历史终结论”的提出，使西方人的理论自信、道路与制度自信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然而，进入21世纪，单极世界格局被逐渐改变。原因之一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崛起，世界经济版图多样化和多元化。另一个原因，2008年金融危机重创了西方国家经济与社会。最初，人们认为这只是经济的周期性调整，但过去五年来所暴露的各种结构性发展矛盾使越来越多的人深刻地意识到。“金融危机造成的心理创伤与经济损失一样大。它揭示了西方政治体制的根本性弱点，破坏了西方人固有的自信。”

种种迹象表明，世界可能已悄然进入到一个大变革时代。以全球视野来看，我认为以下五大变革将会深刻地影响全球化的未来发展与竞争格局。

【第一，发展模式或将走向“和而不同”】

过去三十多年，主要国家都将市场经济视为可行的工具，这是全球经济繁荣的一个核心基础。围绕市场经济机制，不同国家又形成了各具特点的发展模式，主要可以分成三类：

其一，以美、英为代表的市场经济和新自由主义。过去30年的经济繁荣或始于“撒切尔主义”的全球推行。1979年，撒切尔夫人采纳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思想领导英国率先启动经济改革，采取了国有企业民营化、放松管制、金融自由化、推动全球贸易和减税等一系列经济措施。1980年，里根效仿撒切尔夫人的做法在美国实践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则与英国等西方经济大国联手推动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扩张。自由贸易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取得30年持续高增长的核心因素之一。

其二，以西欧诸国为代表的多种模式的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rgracy）。与英美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不同，这种模式重视社会福利、机会均等与包容性增长。欧盟成员国（英国除外）的基尼系数普遍较低，社会相对比较和谐，展示了在实践自由市场经济的同时可以实现包容性增长与社会的和谐。

其三，西方主流媒体把中国的发展模式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 其特点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上的重大作用与国有企业在许多行业的垄断与主导地位，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尚未起到根本作用。在邓小平先生领导下，从1978年起中国致力于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后，赶上了经济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这班“快车”，中国也因此成为过去十年间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过，迄今为止，只有新西兰一个西方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所有其它西方各国认为中国实践的不是自由市场经济，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等西方主流媒体认为这属于“国家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从贸易、投资、跨国公司在中国、本土消费市场、企业管理模式等多方面来看，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对外开放程度超越了许多发达国家，这或许是中国模式的另一大特色。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西方推崇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神话”破灭，上述三种发展模式所潜藏的深层次结构性发展矛盾是：

其一，绝大部分西方民主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严重，已达到难以为继的状态。根据IMF数据，截止2013年底，美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为105%，日本高达247%，欧盟28国的整体比重为87%，欧元区高达93%。金融危机使西欧的发展模式遭遇重大挫折，“欧洲硬化症”（Eurosclerosis）矛盾更加突出，“欧债危机”使诸多国家的福利社会制度达到难以为继的局面。英国是唯一新自由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欧盟国家，其收入与财富不均也是欧盟国家中最高。南欧诸国的财务危机说明，西欧诸国所实践的高福利制度可能是一件“奢侈品”，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可以负担得起。

其二，全球性收入与财富不均加剧，贫富差距矛盾突出，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面临巨大的挑战。1990年，美国的基尼系数为0.359，2012年这个数字攀升到0.474，为西方民主国家中的最高值，远远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2010年，1%的美国人占有17.42%的社会总财富（1978年的比例为7.95%），前10%的高收入人群赚取了46.3%年收入（1978年的比例为32.44%）。可见，美国的民主制度也无法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在中国，2004年的基尼系数高达0.479，2008年达到历史最高的0.491，2013年回落到0.473，依然是经济大国中最高的国家之一（仅次于巴西）。

面向未来，全球经济若要实现真正的复苏与健康发展，主要经济体可能首先要对发展模式做出重大变革。确切地说，我认为上述三类发展模式都需要做出必要的调整。收入与财富不均更为严重的中美两国可能需要引入更多的社会福利元素来实现包容性增长，而债务危机较为严重的南欧国家则需要缩减福利转向新自由主义，以市场为原则引入更多的竞争机制。两大模式向中间地带漂移可能会成为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一个重要趋势。由此可见，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已被彻底终结，全球的发展模式将进入到“百花齐放”或“和而不同”的时代。

【第二，新社会契约2.0版】

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一大特色是打破了封建社会自上而下的君臣关系，形成了国家管理者对公民负责的新社会契约，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契约的一个重大突破。如今，上文所言的发展模式面临巨大压力，与之关联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也可能面临一定的挑战。

其一，绝大部分民主国家的主权债务难以为继。老百姓希望维持现有福利并梦想争取得到更多的福利，政府任何紧缩的财政政策都会招致选民的不满而导致政府更迭。但事实上，在高福利需求下，多数西方国家无法长期维持财政收支平衡。在巨大的结构性弊端下，西方社会高增长、高福利的发展时代或许已一去不复返。在我看来，西方社会在现有的契约关系下解决主权债务危机的难度非常之大。

其二，西方政治制度诱发政府与政策性短期行为。由于民主政治对政权更迭的影响，在社会矛盾愈加突出的情况下，西方国家领导者为争取选票而采取的短期行为达到了极致。比如，美国四年一次大选，总统考虑任何问题的出发点基本是四年为限。美国人更进一步认为其实政府是两年一个周期，因为总统从第一任期的第三年就开始为连任而忙碌。

其三，难以实现精英治国， 领导力匮乏。在信息高度民主化的今天，愿意从政的西方社会精英越来越少。在美国，最优秀的人很少会首选到华盛顿工作。尼采（Nietzsche）担心的民主制度会演变成二流人才治国的情景在许多发达国家正一步步显现出来， 至少难以实现“精英治国”。

其四，诸多西方民选产生的领导人缺少基层工作经验。西方民主选举制度中，要当选必须有非常强大的表达或表演能力。如今，许多发达国家领导人在当选后不久就出现了支持率大幅下滑的尴尬局面，近年来民选领袖的领导力与执行力愈来愈不尽人意。相较之下，中国的政治体强调基层工作经验，比如中国式的逐级升迁（村、县、市、省、部、中央）和在相对欠发达地区的工作经验，使得领导者可以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美国制度可以出现“里根式”（从演员到总统）总统，但我认为里根的优秀与成功可能是个案，不具有普遍规律。

美国的“三权分立”曾被视为是人类较为理想的一个民主政治制度和社会契约关系，但从最近二十多年的发展来看，这个制度解决不了社会收入和财富愈加不均这个根本问题。以中国历史为鉴，在封建时期的社会契约关系下，“钱权”走到一起会加剧贫富差距，社会流动性降低，这是导致社会矛盾冲突与朝代更迭的一个根源。中国五大朝代（汉、唐、宋、元、明）大概每300年就会因社会矛盾而出现一次朝代（政权）更迭。美国建国至今才有238年，距离300年还有一段时间。比照中国，美国还没有走过一个完整的政治周期就已经在这个“根”上出了问题。我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要想真正解决自身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就需要跳出现有的民主制度，构建新的社会契约关系。而这场变革，将可能改变西方人的价值观——对自己，对他人，以及对世界。

【第三，颠覆式科技带来的格局变化】

人口优势一直是打造国家竞争力的一个核心。没有人口优势，所谓的“金砖国家”可能连块“砖”都不是。有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愿意接受低工资，就可以在全球化中找到工作；有了人口红利，也会有消费和国内市场支撑，长期的经济发展便有所保障。

技术创新及应用能力也是重要的大国竞争力。例如，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的英国，借第二次工业革命崛起的美国。随着信息技术、互联网、移动通信、生命科学和3D打印等许多新技术普及应用，全球进入到被称之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新发展时期。与前次不同，在信息民主化的今天，“你知道的我知道，我知道的你也会知道”，这意味着西方发达国家在技术创新及其应用方面可以领先中国一代甚至几代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了。特别是，在卖方市场结构下的技术创新更加重视消费应用，庞大的消费人群是技术创新及应用不可或缺的载体。

中国企业家一定要重视所有的颠覆式科技， 加强学习和预判，尤其是颠覆性技术创新对未来的生活、工作与消费方式、企业管理、市场及政府等产生的影响。在此方面，西方的研究与判断还是走在了我们的前面。目前，国内对于新技术的态度还主要集中在如何应用，停留在“点”的层面。而西方则更加注重结构性与系统性，能够预判未来五年、十年的情况，目的是借助新技术解决社会与商业的生态问题。

我认为，当全球化与信息民主化结合到一起时，只要中国在技术创新上和先进国家没有“代沟”，在发展模式上不自乱阵脚，中国可以继续依仗毛泽东时代留下的人口红利优势并搭上全球化的“快车”，有质量、有内涵的发展。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大国只是时间问题。

【第四，未来三十年全球经济或将被中国化】

开放与改革是邓小平先生提出的中国经济与社会变革发展的两个核心逻辑。环顾全球，过去三十多年在经济领域中国已被深度全球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贸易。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国贸易依存度不断攀升，至2006年达到65%的历史高点。虽然此后有所下滑（2012年为47%），但仍远高于美国（25%）、日本（28%）、印度（43%）等主要国家。

其二，中国积极引进大量外国直接投资。中国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模式就是借助外资投入建立的，2012年当年FDI流量已居世界第二（中国1211亿美元，美国1676亿美元）。

其三，中国充分开放市场，全球化既有“Made in China”，也有“Made for China”，更有“Made in China for World”。在日韩市场，很难看到外国品牌。但在中国市场，从沃尔玛到家乐福，从宝洁到欧莱雅，从德国大众到日本丰田，从诺基亚到苹果，中国向全世界敞开大门。目前，跨国公司约占中国商品进出口总额的50%，肯德基的母公司美国百胜餐饮51%的收入和利润来自中国市场。根据《中国新闻周刊》在2012年的一篇报道，中国四大银行及各城市商业银行的数据中心全部采用思科设备，思科占有中国金融行业70%以上的份额；在海关，公安、工商、教育等政府机构，思科的份额则超过了50%；在铁路，思科的份额达到了60%；在民航，空中管制骨干网络全部为思科设备……。反观思科的竞争对手华为，在美国始终打不开市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政府的狭隘思维和本土市场保护主义倾向——只有美国有国家安全问题？我认为，美国政府说一套做一套，在市场开放方面给全世界树立了一个反面典型。

其四，企业管理模式多元。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均以自己的发展模式主导——美国是美国模式主导，日本几乎是清一色的日本模式，德国是德国模式占统治地位。中国企业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方面做到了在兼收并蓄，包容百家，世界上各种企业主流的管理模式都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可见，中国在诸多行业的实践是引领全球的。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在此过程中也积累了应对、拥抱全球化的丰富经验。在企业层面，多年来我所倡导的全球资源整合和“以全球应对全球“的时代已经到来。在全球整合方面，过去IBM、GE、三星等一流跨国公司走在了中国企业的前面。但近年来，以联想、华为、吉利汽车、三一重工、复星集团、双汇食品、万达集团等为代表的中国企业也正努力布局全球化运营。大量参与全球资源整合的中国企业的出现进一步增强了世界经济被中国化的可能。

从历史的角度看，历朝历代，只要中国开放，就实现了繁荣昌盛，盛唐就是个突出例子，开放的中国更有可能实现大国复兴。未来，从自身发展利益看中国会继续更加开放，坚持开放与改革的中国必然会对全球化产生重大影响，世界经济被中国化将会成为一个重要趋势。

需要指出的是，我所提出的全球经济在未来可能被中国化是一种正面的、积极的和阳光的观念。如今，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商品贸易国、第一大制造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以及日渐重要的资本输出国。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未来，中国倡导开放，一个互信、全面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有助于消除全球经济失衡增长中的各种分歧和利益不均，有助于建立一个双赢或多赢的格局。

【第五，中国崛起对全球化的深层次影响】

中国的崛起已经改变了单边世界格局，多边主义也成为了近年来最受全球关注的概念之一。从G7到G20，从欧盟到东盟，从WTO到TPP……。不断增强的多边主义趋势事实上与美国所倡导的单边主义是背道而驰的，这也彰显了美国对全球治理影响力的日渐式微。那么，中国崛起过程中就需要考虑承担更大的全球责任，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真正“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以历史观和哲学观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在“道”的层面的许多积极思想或将从价值观层面对全世界产生深远影响。

其一，“天人合一”的可持续发展观。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在享受工业化所带来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同时，气侯变化、环境恶化等问题导致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如此下去人类走向灭绝都是可能的。面向未来，各国不仅要重视技术创新、城镇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等有利因素，同样可能需要重新界定人与自然的关系，以确保实现可持续发展。古希腊以来，西方一直倡导以人为本。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天人合一”，重视人与天（自然）的共生之道，这是一种相对积极的可持续发展观。

其二，“和而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当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之后致力于在全球范围推广其普世价值观，不是“朋友“既是“敌人“。但从历史观看，世界从未被单一一种普世价值观所主宰。相反，比照中世纪教会统治时期的欧洲，不同的发展模式，不同的梦想，才是世界和谐发展、产生不同人才、文明进步等一系列问题的一个先决条件。同时，多样性可以避免整体犯错的可能。

当今世界动荡的原因之一是，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本土化所引发的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形同虚设， G7和G20也都无法协调大国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全球事务由美国拍板的模式已无法继续。面向未来，全球化向纵深发展过程中需要建立起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打造出更加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

中国传统哲学和儒家思想讲求“和而不同”，这与美国所主张的普世价值观有着本质的区别。从倡导多元和包容的角度看，“和而不同“是更加积极的价值观。中国“和而不同”的新哲学思想或许可以成为一种更加积极的“普世价值”被用于全球治理，至少可以成为一个对现有价值观的补充。

其三，人类集体短视行为。前面的分析已经指出，从西方到东方，从政治到经济，为了解决自身社会发展矛盾和人的利益问题，各国政府与商界几乎都没有长线考虑发展模式的局限性，人类的集体短视行为到了极致。没有长线战略思维，必然会产生危及人类生存的环境恶化和气候变暖等重大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必须从治理结构入手，引入有利于长线考虑的因素。

中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灿烂的文化和丰富的应对变革的经验。以史为鉴，中国会比美国更加清楚导致朝代更迭的社会性颠覆因素，从而会从长线角度考虑考虑建立稳健、持久的发展模式。总之，在应对人类重大发展问题和全球重大挑战方面，传统中国文化在“道”层面上的思考是领先西方主流价值观的。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天人合一”和“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和发展理念如果能够被世界所重视和采纳，从长线一百年、两百年看，全球被中国化将可能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产生更大的正面、积极的价值。

我们已然置身于一个大变革时期。无论是现实赋予的任务还是历史和传统的召唤，大国崛起的今天，中国应承担更多的全球责任与担当。正如古代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四大发明和灿烂文化与文明，英国为世界带来的工业革命，美国所带来的创新。面向未来，中国有责任在解决人类发展与文明进步上做出更大的贡献。从历史观和全球视野看，中国应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明确、直接的阐述自身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在制度形态选择、新社会契约等方面坚持“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坚持“天人合一”的发展理念，让世界更加理解和尊重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选择。

｜教授简介｜

文 | 项兵（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

本文根据项兵教授在2014年4月18日“长江金融高峰论坛”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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